
遵义会议七个人才有资格投票,毛主席得四票,四比三胜出,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,要尊重历史,谁投赞成票,谁投反对票,经分析可得出决论。
遵义会议被后人讲得最有戏剧性的地方,常是那句“四比三”。七个人能投票,毛主席得了四票,王稼祥投了关键一票。听着很痛快,像算盘珠子一拨,啪嗒一声,红军命运就翻了面。
可历史哪有这么省事。遵义那几天,屋里没有今日会议室那种规整唱票,也没留下一张谁赞成谁反对的名单。
留下来的,是一群人在泥水、饥饿和枪声后,把话挑明。
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到十七日,会议开在遵义子尹街柏辉章旧宅。青瓦灰墙,两层回廊,二楼东侧的长方形客厅,就是后来被反复凝望的屋子。
出席会议者不少,博古、周恩来、朱德、张闻天、毛主席、陈云、王稼祥、刘少奇、凯丰等人都在,刘伯承、彭德怀、聂荣臻、林彪等军中负责人也在,李德在一旁,伍修权做翻译。二十来个人,身后压着几万红军的生死。
这场会不是凭空冒出来的。
湘江一战后,红军损失惨重,队伍里早有怨气,也有疑问。照原计划去湘西会合,敌人已经张好了网。十二月十八日,黎平会议采纳毛主席意见,放弃老路线,转向贵州西北。
博古和李德并不服气。
到了乌江边,李德还担心强渡乌江会重演湘江惨剧,博古也犹豫。
十二月三十一日到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凌晨,猴场会议吵了一夜,红军还是决定强渡乌江,直取遵义,还定下规矩,重大军事部署不能再由少数人关门拍板,要拿到政治局会议上讨论。
这规矩,比表面看着更重。
过去“三人团”握着最高军事指挥权,博古、李德说话分量很大,周恩来也承担责任。可仗打成这样,大家心里都明白,旧办法再走下去,前面多半还是死胡同。
一月六日,红军突破乌江。七日,占领遵义。追兵一时扑不上来,队伍终于喘了口气。人一能喘气,就会翻旧账。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为何败?湘江为何那样惨?纸上命令害了多少人?
会议开场,博古作报告,把失败主要归到敌人强大上。
这话不能说全错,敌人确实强,可只说敌人强,就等于把自家锅盖扣严。周恩来作副报告,承认军事指挥有错误,也愿意承担责任。
张闻天随即拿出准备好的提纲,正面反对博古的报告。他批评堡垒对堡垒、兵力分散、转移中又犯逃跑主义,还机械地想去湘西会合。这个发言像把窗户推开,冷风一进来,谁都醒了几分。
博古大概很难受。里说,他不断端起茶杯喝水,手里的铅笔在纸上划来划去。
一个小动作,比许多大话都能说明心境。他未必不希望红军走出困境,可不懂军事又偏要硬撑,代价就会落到战士身上。那些战士不是地图上的黑点,是要走山路、啃冷饭、背枪过河的人。
第二晚,毛主席发言更直接。他说博古的报告不是实事求是,是替错误辩护,并把军事错误概括成三段:进攻中的冒险主义,防御中的保守主义,退却中的逃跑主义。凯丰站出来发难,说毛主席的打法不过是从《孙子兵法》和《三国演义》里学来的。毛主席当场回击,没读过《孙子兵法》,怎知他的战术从那里来?李德受过军事教育,可只会纸上谈兵,不管战士走路、吃饭、睡觉,也不看山地、平原、河道,只靠一张不准的地图指挥。
聂荣臻接话,说李德连哨位放在哪里、一门迫击炮摆在哪里都要干涉。朱德话不多,却很扎实,有什么本钱,就打什么仗,没有本钱,打什么洋仗?这不是气话,是老兵从死人堆里摸出来的判断。红军缺枪少弹,衣服破,草鞋烂,硬套洋办法,就是拿穷队伍去穿别人的大靴子,走不了几步,脚先磨烂。
王稼祥的分量,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显出来。他身上有伤,坐在担架或躺椅上,还按着伤口发言,支持毛主席,也支持朱德,明确提出错误领导必须改变,“三人团”要重新考虑。后来毛主席说,是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。这里的“票”,不宜简单理解成今天那种记名投票。它更像一种关键态度:会场摇摆紧绷时,有人愿意把身子往正确那边压过去。
周恩来的态度也很要紧。第三天,他主动承认错误,同意对“三人团”的批评,支持毛主席参加军事指挥,还提出可以撤换自己的职务。肯把位置让到红军活路后面,不容易。会场能形成共识,既靠毛主席的判断,也靠张闻天先把话挑破,靠王稼祥有重量的支持,靠朱德、周恩来把责任扛起来。
一月十七日深夜,会议结束。
毛主席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,张闻天起草决议,常委重新分工,“三人团”被取消,军事上仍由朱德、周恩来指挥,周恩来负责下最终决心。
能确定的是,博古、李德的错误路线被否定了,毛主席的军事主张获得多数支持,王稼祥那一票,关键在敢于站出来。遵义旧宅的灯光亮到深夜,屋外湿冷,屋里人脸色大概都不好看,可红军的路,正是在这种不太好看的争执里,慢慢拐了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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